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

作者:时间:2010-09-25 10:56:24  来源:  阅读次数:980次 ]

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在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著称,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梁漱溟是儒家,有人说他是佛家,有人说他是哲学家,也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无论是哪一种评价,如今,我们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艾恺说: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而梁漱溟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我不是一个学者”。他的一生始终关注两个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当人生问题要解决的时候,他便深入佛理,需求解脱。当社会问题突显的时候,他便走出房间,放弃佛学研究,奔走社会,寻求救国治世之道。
  梁漱溟在一生中曾多次谈及自己的思想变迁,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说法颇一贯:“我常常说我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思想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
  梁漱溟作为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纷乱、民生涂炭,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表现出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更是他转变的直接动力。五四运动“全盘西化”彻底否定、摧残中国文化,当他看到当时影响最大的《新青年》杂志连番发表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时,他回忆说,仿佛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彻底否定了,而否定了自己的文化的那些人“不感觉到痛苦;仿佛认为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似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严重”。 1920年夏,北大校长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北大举行饯行会。会上多人讲话提出,蔡元培可将中国文化优越的地方介绍给西方,同时也将西方文化优越者带回中国。梁漱溟当即质问:“诸先生今日的说话颇似耐听;但不知东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介绍给西方去?”
  1917年夏天,梁漱溟经江浙去湖南,正遇北洋军阀旧部王汝贤等残军对湖南长沙、衡阳一带劫掠,百姓被烧杀淫掠之状十分悲惨。回京后,又经历了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和各派军阀的混战。有感于内乱战祸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尚处于寂灭梵天中的梁漱溟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
  20世纪20年代风雨激荡的时代潮流,激起了梁漱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把总是在痛苦地思虑“救世救国”的梁漱溟再一次推到了政治和文化的漩涡之中,决心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从梁漱溟思想的两次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由入世转变到出世再回归到入世,其佛儒共融的思想轨迹让人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甚至被称为“儒家”的最后圣人;但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又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还有人称他为“佛光烛照下的一代儒宗”。梁漱溟的一生特立独行,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处变不惊、迎难而上、坚忍不拔的身影。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一生关注的两大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是因为他作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欲以天下为己任也。

 “回到我思索、探求的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上,促成我的实际行动的,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书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这两大问题在我身上始终矛盾着,运行着。后来中国问题占主导地位,人生问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我就这样走过了漫长的八十年。”
  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二千余年的发展中,虽历经挑战,时有盛衰,但一直是中国人犹其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每个传统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而到了近代,在西方文化带着难以抵御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人茫然失据,此时的梁漱溟同样挺身而出,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托。
  1942年,梁漱溟自日本统治下的香港脱险后,曾给他的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这几近狂易的精神情态在常人看来是可笑的,而且即使是与之相知颇深的熊十力,也致书以“发疯”、“狂妄”相讥评。然而,它终是梁漱溟独异生命格范的真切表露。他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
  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负,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主张。不管身处怎样的逆境,梁漱溟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救国治世的理想,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评价: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
  艾恺博士所作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这本书曾一版再版,在1986年版他所加的《跋》的结尾,艾恺博士写道:“总的说来,梁漱溟是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认为他在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一生要做的事情’。”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学林出版社1984.73
  [2] [3]]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M].漓江出版社1987.75,67,67
  [4]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48
  [5]梁漱溟.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梁漱溟最近文录)[C].中国正气出版社1944.
  [6](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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