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

作者:时间:2011-01-19 11:18:57  来源:  阅读次数:1787次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图书馆论文发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核心论文发表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开通了世界历史前进的道路,但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即民族化的口号的,是其后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呢?又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中国先进分子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握了西欧第二国际破产的教训,吸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实现从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过渡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结合中国的国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十月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经验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上,有着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往往只注重结论,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事物的背景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在教务主义式的思维和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积极、主动、灵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往往不能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前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 论文发表核心期刊
对于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毛泽东是认识最早最深刻的人。1930年,他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心态和做法:“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6页)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有两个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是思想上的懒汉,不勤于思索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二是组织上的依赖性。这样的问题,若发生在基层,一般来说影响或危害还不算太大;若发生在中央和决策机关,影响和危害就是全局性的。
  毛泽东所揭示的“本本主义”的现象,不仅描述了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揭示了那时革命发生挫折的基本原因。毛泽东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同上,第111、115页),提醒和告诫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们,要自己调查周边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动出击,创造性地做好自己的各项工作,不要因为消极等待上级或远方的指示,而丧失根据地发展的大好时机(当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
  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体现着一种深邃的理论思维的觉醒,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化的重大突破。
  与教条主义的态度相反,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633页)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河南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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